江苏空管分局安全管理部开展安全整顿专项访谈

[43]章梫：《先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议》，《一山文存》第8 卷，第372 页。

[[20]]4．沃尔特·戴林格的观点沃尔特·戴林格（Walter Dellinger）教授认为宪法的修改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原则和价值。两个代表机关并不是简单并列关系，全国人大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67]] 黄俊荣：《珍惜宪法时刻》，台北：元照出版社，2000年，第15 页。其本质是法律工具主义在立法效力层面的集中体现，其基础是弱化法律本身的至上性和权威性，而将执政党或执政集团的总政策和路线作为法律效力施展的界限。一次修宪模式的理论基础为宪法修改无限制论。[[70]] 林子仪等：《宪法：权力分立》（第二版），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556页。从形成的惯例来看，每次修宪都是由中共中央向宪法规定的提案权主体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提交宪法修改草案的形式提出修宪的建议，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向全国人大提出修宪的动议。

[[15]] 林纪东，《比较宪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0年，第122页。[[6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0页。[[24]] 因此，Walter Dellinger反对Tribe教授将修宪视为政治问题的观点而认为修宪本身也应该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

现代民主机制下的制宪权是作为主权所有者的人民，而非法律状态下的公民，公民经过政治决断后，通过代表制，将制宪权暗藏于日常的宪法秩序之中。（2）不得剥夺各州它在参议院中的平等投票权。总统府公报，第 6339 期，第 3-76 页。本文认为修宪文本是切入宪法修改模式之争的基点，中国近六十年来的历次宪法修改所产生的修宪文文其实隐含了一个文本内结构和文本外结构，根据对修宪文本结构的解构，在当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驶入深水区的语境下，中国宪法修改应采取阶段式公民参享的修宪模式。

参见Larry Catá Backer, The Party as Polit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State: A Theory of State-Party Constitutionalism, 16 Journal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aw 102 (2009).[[60]] 陈端洪：《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所以，在我国长期政治生活中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影响我国政治制度变迁宪法事实，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被认真对待。

[[15]]（二） 修宪界限论法律非一成不变之事务，它需因应世事变迁而调整自己的规范领域和规范程度已经取得法理学上的共识。然而，内战让这种反对修宪的提案变得徒劳。像任何代表制一样，在中国，主权者人民也不能亲自出场，而需经由代表行使主权。(二)监督宪法的实施……由此可见修宪权在于代议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63]]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第208页。[[58]] 这样一来，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34]] 参见韩大元：《比较宪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8—123页。（2）宪法序言修改与政治正当性叙述以1982年宪法为例，宪法序言总共分为13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叙述一个相对较为集中的主题。

[[34]] 宪法的序言并非如宪法的正文一样存在一个形式上完整的法条结构，在承认不完全法条存在的前提下，不完全法条中至少存在一类法条，其作用在于说明或者描述，并由此为其他法条提供一种解释的依据。[[77]] 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其启动程序见表7：从中国修宪权运行的程序结构我们可以推演出修宪的实体结构应该是一个党主立宪（single party constitutionalism）[[59]]的模式，即执政党通过修宪建议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然后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宪提议提交全国人大会议上审议通过。再次我们可以把成文宪法的这种政治智慧称为借尸还魂, 即借宪法的躯壳还人民之魂灵。

[[74]] 人民作为主权者，存在于宪法之外，宪法之上。第11条修正案（1993年）将宪法第98 条：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 年。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决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如果制宪权基于制宪时之政治背景而为，则修宪时之政治背景，亦应享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力，不能为制宪时之决定，可以永远限制而后之国民意志。[[57]] 同样的在Kelsen看来，下位法的正当性来源于作为最高规范的基础规范，基础规范是整个实在法秩序之效力根据。也可以说, 宪法就是人民留下的经, 这经里明确地立下了人民对政府的授权与诫命或咒语, 人们得常念此经, 以求民主神的护佑。

第三、宣示宪法最高效力（宪行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综合比较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修宪模式思潮，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在相互博弈和较量：人大渐进式修宪模式、一次修宪模式、阶段式修宪公民参享模式。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对宪法的修改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人大的修宪活动也是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化表达。[[14]] 【美】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的变革》（修订版），孙文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7-18页。

这是一种革命成果确认的逻辑。[[5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55]] 参见尹家民：《红墙见证录》（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666 页。

宪法亦是法律之一种，盖不论其特殊性与最高性，就法律之本质而言，宪法亦需要应时而变，这样宪法的修正案事实上是在一个历史性的时间结构（杰尔哈特.胡塞尔称之为die Zeitstruktur der Geschichtlichkeit[[16]]）中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演进的。法国宪法委员会在1971年7月16日结社自由案的裁决中对宪法序言的效力明确表示肯定，这使得过去关于宪法序言效力理论上的争议和不确定性得到了最终的解决。1. 修宪与制宪的相对化观察宪法变迁与宪政实践，制宪与修宪的分野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泾谓分明，而一次完成宪改或是分阶段渐进完成宪改，其间的区别已渐趋模糊，遂于此产生了制宪与修宪相对化的现象。第17 条宪法修正案(1999年)是为了与刑法(1997年) 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相一致, 才将宪法第28 条的反革命的活动修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基于对中国修宪模式的探索，笔者认为建国后宪法修改表现出以下五个特征：（一）党主修宪模式近代中国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时代挑战，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国难当头的时刻诞生并领导中国人民步入自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当然地成为法定和事实上的执政党和领导党。故应该认为1982宪法并非是对1978年宪法的修改而是对1954宪法的全面修改。

如果说修宪权也是可以由人民主权所推导出来，那么在中国，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有两个代表机关，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具体落实为中共中央，一个是全国人大。1．卡尔·施密特的观点德儒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认为宪法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同质性和持续性，他区分了宪法修改与违宪修改宪法两个概念，宪法的修改必须遵守宪法的同质性并不得违反作为一个根本决定的宪法本身。

宪法所应该蕴含的法律秩序在这个裂点上若不通过对宪法本身的修订则将会难以为继。[[26]] 参见许宗力：《宪法修改界限的理论》（上），《宪政时代》（台湾）1982第7卷3期，第35页。

Schmitt认为作为根本原则和精神的宪章（Verfassungsgesetz）是不可以被修改的，而宪律（Verfassung）是能够被修改的。中国近六十年来的宪法变迁实践显示，宪法修改的许多原则性或者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无法在当今中国形成共识，宪法修改仍然必须面对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多元与价值重构。五、 对中国修宪模式的检讨（一） 修宪权正当性危机1． 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二分在法学领域，合法性（legality）与正当性（legitimac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系对于法律规则体系本身的而言，后者指涉的是法律规则体系之外的基础。[[11]] 基于此，Tribe教授也主张关于宪法修正案的正当性问题属于政治问题因而是不能够受制于司法审查的。

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72]] Bruce Ackerman，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6 ; Walter Dean Burnham, Constitutional Moments and Punctuated Equilibria: A Political Scientist Confronts Bruce Ackerman's We The People, 108 Yale L.J. 2237.[[73]] Bruce Ackerman，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58. 人民革命的制宪建国制定的是什么宪法，构建的是什么国家?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又演化出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一个是英美的建设性的革命终结的宪制路径，一条是法俄的极端革命或不断革命的政制路径。

结果在1975年宪法公布后，国家主席的条款就付之阙如。[[64]]2 渐进修宪抑或试错式修宪？诚如夏勇所言，1982年宪法的行宪史也是宪法的变迁史，宪法且行且改，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宪法，宪法中规定不规定经济制度和地方权限，并不能改变改革宪法的属性，更何况，宪法中规定不规定经济制度和地方权限本就是和现行宪法根本架构相悖的一种理论假设，即使现在全面清除也并不现实。

[[26]]（三）修宪限度理论之争与修宪模式修宪限度理论之争无疑包含了近代宪政主义对修宪本身性质的两个维度的理解：其一，从政治性维度看，修宪过程本身看所是一种政治选择的过程，宪法的变迁在这个意义上无疑与政经力量对比、社会情势变更有着密不可分的链接，既然宪法文本是人民政治选择的产物，修宪就不必拘泥于文本规定而不受修宪界限的限制。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149页。